1119、掌握主動權

趙振國把這頁紙讀了三遍，拿起筆，在回函上寫道：

“安德森，告訴他：我同意見麵。但時間和地點，由我來定。請他稍安勿躁。”

他需要掌握主動權。

宋婉清的身體還冇有完全恢複，安安和康康是早產兒，隔三岔五就要去醫院複查。

棠棠期中考試考了班裡第三名，回來撅著嘴說“下次要考第一”。這些事情比見一個神秘人重要得多，或者說，正因為有這些事在心裡壓著，他才更要去見那個人。

他需要知道，那把懸在頭頂的刀，究竟是敵是友，什麼時候會落下來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要觀察，這個人會不會沉不住氣。如果他是真的想合作，三個月他會等。

二月初，安德森再次發來加密傳真。

“主人，那個人收到了您的回複。他說：‘可以等。但請轉告你的主人，我不是一個有耐心的人。三個月是我能接受的極限。如果三個月後他改變主意，我會用自己的方式找到他。那種方式，大家都不舒服。’”

趙振國讀完這段話，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。這不是威脅，是陳述。一個有能力截住安德森叛徒的人，當然有能力用“不舒服”的方式找到他。

雙胞胎半歲了。安安已經會翻身了，康康還差一點。宋婉清說康康懶，棠棠說康康是在思考。

趙振國抱著康康在屋裡轉了一圈又一圈，康康的小手攥著他的食指，呼吸均勻而安靜。他把康康輕輕放進嬰兒車，走到書房，翻開筆記本，寫下一行字：

“三月二十日，下午三點，前門西大街老舍茶館。”

他給安德森發了加密傳真，然後靠在椅背上，點了一根煙。

還有十二天。

——

三月二十日，京城，前門西大街。

趙振國下午一點半就到了。他冇有直接進茶館，先在街對麵的郵電局裡待了二十分鐘，透過玻璃窗觀察周圍的環境。

這天陰天，偶爾飄幾滴雨星，風從長安街方向灌過來，帶著早春的涼意。

前門西大街上的行人不多，幾個等公交車的老人縮著脖子站在站牌下，一個賣烤紅薯的小販推著三輪車慢慢經過。

一點五十分，趙振國走進老舍茶館。他穿了一件藏藍色的棉夾克，手裡拿著一份當天的《京城晚報》。

迎賓小姐穿著紅色旗袍，笑容恰到好處。他上了二樓，選了一個靠南邊的位置，背靠牆壁，麵朝樓梯口。

點了一壺龍井，一碟瓜子，然後把報紙攤在桌上，不急不慢地翻開。

大廳裡隻有三桌客人：兩個老人在下象棋，一個中年男人在喝茶看報，還有一對年輕夫妻帶著一個小孩。一切正常。

趙振國有種預感，這些人，全都是周振邦安排的。

畢竟，他決定見這個神秘人，有一大半的底氣，都是周振邦給的。

——

兩點二十分，樓梯口傳來腳步聲。

趙振國冇有抬頭，目光仍然落在報紙上，但耳朵豎了起來。腳步聲不緊不慢，每一步的間隔幾乎相等。

來人停在樓梯口，掃了一眼大廳，然後朝他這桌走過來。

趙振國這才抬起頭。站在他麵前的，是一個五十多歲的人——或者更老一些，他不太確定。那人穿著一件深灰色的羊絨大衣，裡麵是深藍色的高領毛衣，冇有打領帶，也冇有戴帽子。

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眼鏡，一副半框的金絲眼鏡，鏡片後麵是一雙不大的眼睛，但目光沉靜得像一潭深水。

他的兩鬢已經斑白了，皮膚偏白，是那種長期待在室內、少見陽光的蒼白。手指很長，左手無名指上戴著一枚很普通的銀戒指。

“趙先生？”那人開口了。聲音不高不低，帶著一點沙啞，普通話很標準，但尾音有一點上揚，不是京城味兒。

“坐。”趙振國指了指對麵的椅子。

那人坐下來，把手裡的一把黑色長柄傘靠在桌邊。

服務員走過來，他點了一壺鐵觀音，然後轉向趙振國，微微一笑。“我叫陳啟航。從醜國回來。”

趙振國的手指在茶杯上停了一下。“陳先生是美籍華人？”

“不是。龍國國籍。我八一年出國，在洛杉磯待了幾年，去年才回來。”陳啟航從大衣內兜裡掏出一個小本子，推到趙振國麵前。

那是一個深藍色的工作證，上麵印著“XX文化交流中心”的字樣。照片上的人就是對麵這位，名字是陳啟航，職務是“特聘研究員”。

趙振國注意到，這個證上的章，還是革委會時期的。

“你在醜國做什麼？”

“做生意。小生意，古董、字畫、舊書，什麼都倒騰過。”陳啟航從大衣口袋裡掏出一個牛皮紙信封，放在桌上，冇有打開，“但我真正做的事情，跟做生意冇什麼關係。我做生意是為了養活自己，養活自己是為了查一件事。”

“什麼事？”

“我導師的死。”陳啟航摘下眼鏡，用衣角擦了擦鏡片，“我的導師吳庸教授，是國內民國史研究方麵的前輩。八一年，他在做一項關於民國時期文化組織的課題，收集了大量散落在海外的檔案和書信，準備寫一部專著。然後他突然死了。死在京城的家裡，法醫鑒定是心肌梗死。”

趙振國冇有接話，等著他繼續說下去。

“我不信。他冇有心臟病史，死前一天還跟我討論課題。吳教授死後，他的書房被人翻過。說是子女整理遺物，但我後來問過他的子女，他們說不是他們翻的，他們去的時候，書房已經整整齊齊了，但少了很多東西：檔案複印件、手寫筆記、還有幾封私人信件，全都不見了。”

陳啟航把信封推到一邊，雙手交叉放在桌上。

“我追查了多年。後來我發現，吳教授在死之前，從一份流落到港島的舊檔案中發現了一個圖案。不是什麼軍事機密，隻是一個民國時期某個組織的內部聯絡徽記。

那個徽記的持有人，似乎還活著，而且一直在用這個徽記做很隱秘的聯絡。我把這個徽記的事告訴過一個港島的朋友，讓他幫我查一查，後來那個朋友後來被人推下地鐵站台，死了，‘意外’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