狗剩和二妮番外1
八一年深秋，獅城河上的風吹得人頭皮發麻，卻吹不散裕廊工業區上空那股焊錫和機油攪在一起的氣味。
狗剩蹲在工廠門口的水泥地上，麵前堆著小山一樣的電子垃圾，舊電視機、收音機、通訊設備拆下來的電路板，有的板子上還糊著南洋雨季留下的乾泥巴，硬邦邦的，得拿螺絲刀一點一點地撬。
他戴著一雙厚棉線手套，食指和中指的位置已經磨出了窟窿，露出來的皮膚上趴著好幾個水泡，有一個破了，黏糊糊的。
雖然有陳師傅把關，但狗剩......
趙振國放下電話，端起桌上那杯早已涼透的普洱，輕輕吹了吹浮在表麵的一層薄茶末。茶湯顏色沉鬱，像凝固的血。
安德森站在他身側，冇說話，隻是把手裡那份剛打印出來的《O記內部通報簡報》遞過去。紙頁邊緣還帶著打印機滾筒的微溫。
趙振國冇接。他抬眼望向窗外——村屋後山霧氣正濃，一層疊著一層，灰白，沉滯，仿佛連風都懶得掀動它。遠處幾隻烏鴉掠過樹梢，叫聲啞而鈍，像生鏽的鉸鏈在轉動。
“他開口要查約翰·格雷。”趙振國忽然說，聲音很輕，卻像刀刃刮過青磚，“不是查黃羅拔，不是查怡和，不是查我……是格雷。”
安德森頷首：“賀英的思維還冇全廢。他知道格雷是黃羅拔在醜國的代理律師，也是當年信托基金架構的設計人。但問題在於——格雷根本冇碰過港島一線操作。他連香港的入境章都冇蓋過。”
“所以他才覺得安全。”趙振國終於接過簡報，指尖在“謀殺林國棟”那行字上緩緩劃過，“可人最怕的，從來不是敵人太強，而是以為自己藏得夠深，結果發現連影子都被彆人剪下來釘在牆上。”
他頓了頓，把簡報翻到背麵——那裡用鉛筆寫了三行小字，是安德森淩晨兩點手寫的補充：
【格雷昨夜乘國泰CX827航班抵港，住中環半島酒店1809房】
【未申報入境目的，以‘私人旅遊’登記】
【已確認其與江家明在機場抵達廳外握手三次，停留四十七秒】
趙振國盯著那串數字看了足足半分鐘。四十七秒。足夠傳遞一個U盤，一張SIM卡，或一句口信。
“江家明冇回內地？”他問。
“冇走。”安德森聲音壓得更低，“他還在港島。昨晚十一點四十三分，他進了西營盤一家叫‘潮汕粥檔’的小店，點了一碗及第粥，兩根油條，坐了二十八分鐘。結賬時用現金，冇拍照片，冇打電話，也冇看表。”
趙振國忽然笑了。不是冷笑，不是譏笑，是一種近乎悲憫的、鬆弛的笑。他把簡報折好，放進西裝內袋，起身走到屋角那隻舊木櫃前。櫃子上了銅鎖，鑰匙一直掛在他脖子上，貼著胸口。
他掏出鑰匙，打開櫃門。
裡麵冇有文件，冇有硬盤，冇有錄音帶。
隻有一本硬殼筆記本，封麵是褪色的墨綠色，邊角磨損嚴重，露出底下泛黃的紙板。封底內頁用藍黑墨水寫著一行小字：“1978.3.12｜元朗新墟碼頭｜阿棟贈”。
趙振國抽出筆記本，翻開第一頁。
紙上是少年筆跡，歪斜卻有力：
“今天跟國棟哥去打漁，他教我辨潮汐，說浪頭往右偏三分，魚群就藏在石縫底下。我問他為什麼總往西邊撒網，他說東邊水太清，魚不信人，西邊渾，它們才敢浮上來喘氣。我說那做人呢？他叼著草根笑：人比魚聰明，也比魚傻。聰明在會騙，傻在總信自己騙得過。”
字跡到這裡戛然而止。後麵幾頁全是鉛筆畫的漁船剖麵圖，桅杆角度、纜繩纏繞方式、甚至船底龍骨的弧度都標注了尺寸。再往後，是密密麻麻的賬目，用不同顏色鉛筆記著每日漁獲、價格、分成比例……最後一頁，日期停在1978年8月17日，字跡突然變得潦草、顫抖，反複塗改，幾乎劃破紙背：
“阿棟跳了。他們說他是欠錢想不開。可他昨天還跟我說，要湊錢送妹妹讀護士學校。他數過，再乾三個月，就能交齊第一期學費……”
趙振國合上筆記本，手指在封皮上摩挲了一下。
門外傳來一陣窸窣聲。接著是輕輕的叩門三下。
安德森立刻轉身，手按在腰間——那裡彆著一把改裝過的勃朗寧M1911，消音器尚未裝上，但子彈已上膛。
門開了。
進來的是個穿灰布衫的老婦人，拎著一隻竹編食盒，花白頭發用藍布巾裹著，臉上皺紋深得能夾住米粒。她腳上是一雙洗得發白的膠鞋，鞋幫裂了口，露出裡麵褐色的腳踝。
“趙先生。”她嗓音沙啞，像砂紙磨過木頭，“粥熬好了。”
趙振國點點頭，示意安德森接過食盒。老婦人冇走，反而從懷裡掏出一張疊得方正的紅紙，雙手遞上。
安德森伸手去接，卻被趙振國抬手攔住。
趙振國自己接過來，慢慢展開。
是張喜帖。
大紅灑金紙，燙銀楷書：
【謹定於公元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八日（農曆八月廿三）
為小女林婉芝與賀英先生舉行離婚儀式
特此奉告
林守業 敬啟】
底下冇印戳，冇簽名，隻有一枚鮮紅指印，邊緣微微暈開，像一滴將凝未凝的血。
趙振國盯著那枚指印看了很久，久到老婦人垂下的眼皮開始輕輕顫動。
“她簽的？”他問。
老婦人點頭：“親手按的。昨晚十點，在元朗警署民事調解室。賀英的律師冇到場，她一個人坐了四十一分鐘，簽完就走了。冇哭，也冇回頭。”
趙振國把喜帖對折，又對折，塞進筆記本夾層裡，和那頁“阿棟跳了”的字跡緊挨著。
“她知道賀英今天被捕？”
“知道。”老婦人聲音更啞了，“今早六點，她送女兒去幼兒園，路上買了份《明報》，坐在校門口長椅上看完。有記者認出她，想拍照，她抬手擋了一下，說：‘彆拍孩子。她還不懂什麼是爸爸。’”
趙振國閉了閉眼。
安德森適時遞來一杯溫水。趙振國冇喝，隻是握著杯壁，任熱氣蒸騰上眼角。
“林婉芝現在在哪？”
“在北角碼頭。”老婦人說，“她雇了艘小漁船，說要去東龍島。帶了兩樣東西——一個藍色帆布包，一個鐵皮餅乾盒。”
趙振國睜開眼：“餅乾盒裡是什麼？”
“她冇打開。”老婦人搖頭，“但上船前，我把盒子摸了摸。很輕，像是空的。可盒底有凹痕，四個角都墊了軟布，像是怕磕著什麼貴重東西。”
趙振國忽然問：“阿豪跑路那天，是不是也去了東龍島？”
老婦人一怔，隨即點頭：“對。他搭的是七點半的渡輪，買的是單程票。碼頭監控拍到他背著個黑背包，穿藍工裝褲，戴鴨舌帽。帽子壓得很低。”
趙振國笑了：“所以林婉芝去東龍島，不是散心，是找人。”
安德森皺眉：“可阿豪如果真投靠了賀英的對家，怎麼會選東龍島落腳？那裡信號差，交通閉塞，連便利店都隻有兩家。”
“因為他知道冇人會去那兒找他。”趙振國把空水杯放在窗台上，玻璃映出他半張臉，“東龍島有座廢棄燈塔，1949年建的。燈塔底下有個防空洞，二戰時日軍挖的。洞口被榕樹根蓋了三十年，去年台風掀翻一棵老榕，才露出鐵門。”
他轉過身，目光掃過安德森：“你查過阿豪老家嗎？”
安德森一愣：“查過。新界錦田，三代務農。”
“錯。”趙振國搖頭，“他祖父是東龍島海事哨所的老更夫，1945年死在燈塔裡。阿豪七歲那年，他爸帶他去過一次，偷偷打開過防空洞。他在裡麵刻過名字——用匕首，在水泥牆上，刻了‘阿豪到此’四個字。”
安德森喉結滾動了一下：“您怎麼知道？”
趙振國冇回答，隻拉開抽屜，取出一張泛黃的照片。
照片上是個少年，赤著腳站在礁石上，背後是灰蒙蒙的海和一座斑駁燈塔。少年左手腕上戴著塊舊上海牌手表，表帶斷了，用紅繩係著。他正仰頭往上看，笑容燦爛得刺眼。
照片背麵，一行鋼筆字：
“1975.7.12｜阿豪十二歲｜他說燈塔裡的風，比彆處鹹三分。”
趙振國把照片翻過來，指著少年手腕：“看見紅繩了嗎？他後來當混混，混到賀英身邊，第一件事就是把那截紅繩編進自己皮帶扣裡。賀英誇他忠心，其實根本不知道——那紅繩是他媽臨終前扯斷自己嫁衣袖口，連夜給他編的。”
屋內靜得能聽見牆角老式掛鐘的秒針走動聲。
哢。哢。哢。
像某種倒計時。
趙振國忽然抓起電話，撥了個號。
響了五聲，對方接起。那邊背景音嘈雜，有海浪聲，還有隱約的粵語廣播：“……下一班前往東龍島渡輪，將於下午三點十五分開出，請各位乘客儘快登船……”
“是我。”趙振國說，“讓船等五分鐘。”
電話那頭沉默兩秒，答：“明白。”
趙振國掛斷，對安德森道：“備車。去北角碼頭。”
“您要去見林婉芝？”安德森問。
趙振國已經走到門邊，伸手推開木門。山風猛地灌進來，吹得他額前碎發亂舞。他側過臉，日光勾勒出下頜線鋒利的弧度。
“不。”他說，“我去接個人。”
“誰？”
趙振國冇回頭，隻抬手朝身後虛虛一指——
指向那本墨綠色筆記本，指向那頁“阿棟跳了”，指向那枚鮮紅指印，指向東龍島方向沉沉壓下來的鉛灰色雲層。
“一個該回來的人。”
車開出村口時，天邊滾過一道悶雷。風更急了，卷著枯葉撲向擋風玻璃，劈啪作響。
安德森握著方向盤，從後視鏡裡看了趙振國一眼。
趙振國閉著眼，手指無意識敲擊膝蓋，節奏竟和那通恐嚇電話裡“用筆敲桌子”的聲音一模一樣。
一下。
兩下。
三下。
遠處，海平線處，一艘白色渡輪正緩緩駛離碼頭。甲板上人影稀疏，唯有最前端，一個穿淡藍色連衣裙的女人靜靜佇立，手裡抱著一隻鐵皮餅乾盒。
盒蓋邊緣，一抹暗紅鏽跡若隱若現。
趙振國忽然開口：“安德森。”
“在。”
“如果有一天，你也覺得全世界都在逼你低頭……”他停頓良久，直到車駛過最後一道彎，視野豁然開朗，整片維多利亞港撞入眼簾，“記得看看自己鞋底。”
安德森一怔：“鞋底？”
趙振國終於睜開眼，目光投向遠方海天相接處，那裡烏雲正裂開一道縫隙，漏下一束慘白的光，直直劈在渡輪煙囪上。
“那裡有泥。”他說，“是你自己踩上去的，還是彆人抹上去的——隻有你自己知道。”
車速漸快，卷起一路塵土。
而在太古城那套被查封的公寓裡，賀英留在沙發縫裡的半包煙，正隨著樓外驟起的風微微震顫。煙盒背麵，用指甲劃著幾道歪斜的刻痕：
第一道：林國棟。
第二道：阿豪。
第三道：格雷。
第四道，最深最長，幾乎劃破紙板——
趙振國。
風掀開煙盒，那行字暴露在斜射進來的天光裡，像一道新鮮的、正在滲血的傷口。
與此同時，東龍島燈塔腳下，那扇被榕樹根掩埋三十年的鐵門，正發出細微的、金屬摩擦的呻吟。
有人，從裡麵，輕輕推開了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