典當的作用：四棵牛

古代典當行是特殊形式的信用機構，故常受到統治階級的倚重。封建國家有時還把它作為調節社會經濟發展、推行某種經濟政策的輔助部門加以利用。

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，通貨緊縮，必然造成物價下跌；貨幣貶值，肯定導致物價騰升。縱觀中國古代經濟發展，兩種情況往交替存在，且均給社會帶來不良影響。唐宋以來，貨幣的供求矛盾十分尖銳。一方麵，由於商品經濟日益發展，特彆是唐行兩稅法、明行一條鞭法，導致貨幣流通量急待增加。而另一方麵，由於鑄造官錢缺銅，加之民間藏錢和毀錢改製器物之風很盛，又使得流通中的貨幣數額遠遠不能滿足需要，甚至出現"錢荒"。如唐建中初年(780年)，粟價鬥值錢一百，而到元和五年(810年)，則僅值二十錢，可謂暴跌，皆因通貨短缺所致。每逢此況，政府或采取措施強迫商人出錢易貨，以減少流通壅滯；或乞援於典當行，令其營運小額貨幣緩解乏錢局麵。如清初鬨錢荒時，政府自乾隆九年(1744年)後，在鑄錢時加入少量黑錫，以防商人毀錢製物；同時，下令允許唐宋、元明各朝所鑄銅錢統統進入流通，但社會上錢仍不夠用。於是，政府便撥出一批銀兩，給當時北京城內外的六、七百家大小典當行充作資金，要它們千方百計收當，或兼營兌換業務，從而吸收民間手持銅錢送官局發賣，以便通過典當行所具有的能夠操縱錢價的力量，去穩定因錢荒造成的物價波動。

封建國家不僅靠典當行來對付錢荒，而且也利用典當行來推行政府的通貨膨脹政策。官錢私鑄，是中國曆代幣製的主要問題，也是中國曆代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。私鑄之弊，在於偽造者不用足銅、好銅，致使貨幣減重、變質。而劣錢一經流通，商民為保本贏利，往往賣少收多，因而造成物價上揚，導致通貨膨脹。對此，曆代統治者或製定嚴刑酷法打擊私鑄偽造，或整頓幣製流通以圖調節經濟。然而，統治者每遇戰亂不已、民窮財儘的非常時期，卻實行大錢製度，即官錢提高麵值、減少含銅量，從而節省鑄錢原料和鑄錢費用。此舉乃與私鑄殊途同歸之法。如王莽曾鑄大錢，企圖挽救西漢末年財政虧細；明未曾鑄大錢，旨在籌集軍費用於鎮壓農民起義。無獨有偶。清鹹豐年間也開始鑄造大錢。因鴉片戰爭耗去巨額戰費賠款，加之太平天國革命興起影響江南稅源卻增加軍費開支，致使國庫空虛，財政拮據，政府隻得實行通貨膨脹政策。鹹豐三年，當十、當五十、當百、當五百、當千大錢相繼問世，一經流通，引起貨幣迅速貶值，市麵物價飛漲。與此同時，政府還於當年發行官票和寶鈔，規定用於課稅及一切上繳之款。由於大錢、票鈔受到商民抵製，於是政府要求典當行負責協助推行。即利用典當行放款取息之機，采用強迫性的搭收搭付辦法，保證大錢和票鈔的流通。鹹豐四年，戶部侍郎、即馬克思在《資本論》中惟一提到的中國人王茂蔭就上奏提出："典鋪出入均格現鈔"。但是，典當行在經營過程中，往往隻吃進製錢(官鑄標準貨幣)，而拋出大錢或票鈔。據史料記載，直隸五團縣曾有典當行，對"當物者以大錢贖當時不收大錢"，並勾結官府"反將用大錢之人責打，鎖押數月不放"。另外，儘管平民"所當之物反值數百文"，典當行卻"與以當百，當五十大錢數枚"。如果要求付給製錢或搭配零錢，典當行不是"以僅有大錢並無零錢為辭"，就是拒絕收當，"將原物擲還"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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